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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文 调整醉驾入罪标准半年多之后，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相关数据：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罪17.1万人，同比下降38.7%；检察机关对危险驾驶罪决定起诉14.3万人，同比下降12.2%；对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案件，监督公安机关撤案近2万人。

这一大幅下降体现了轻罪轻罚的趋势。2023年底，“两高两部”出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醉驾的入罪标准得以调整——不再以“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作为标准一刀切地入罪；情节轻微的，选择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选择行政处罚。从而实行了区别对待，做到宽严相济，通过更加人性化、有效的手段治理轻罪。

去年《意见》公布之后，曾经有两种担心。一是认为有了依据情节的区别对待，就有可能存在权力寻租空间，被从轻处罚的必然是那些有权有钱者；二是担心对醉驾的打击力度一旦减弱，就可能导致相关犯罪的反弹。

从这半年的办案实践来看，由于统一了办案标准，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宽严相济并没有导致所谓的寻租空间。而我国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公众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谁都会背，这证明醉酒型危险驾驶的入罪化过程已经获得成功。

醉驾是一种抽象危险犯，顾名思义，它只是一种概率上的危险。如果真出现危害后果，比如肇事，有其他罪名可以追诉。它的入罪化成功，是因为公共宣传已经内化到人们心中，不会因有从宽的趋势而动摇。相比之下，那些老百姓并没有真正理解“可罚性”的犯罪行为，就会因为从宽而出现反弹。

学界和实务界大都支持醉驾的轻罪轻罚也与一个数字有关——自从“醉驾入刑”以来，每年法院审结此类案件突破30万起。这意味着每年将30万人打上了犯罪的烙印，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体，都是巨大的损失。因此，经过十几年的治理，2023年的《意见》调整了醉驾一律入刑这一刑事政策。

《意见》的实施，直接带来了司法资源的节约。从数据上看，上半年检察机关办理的近半数危险驾驶案件在7日内办结，从而可以把更多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严重的犯罪上。其次，规范、统一了司法标准，按照“酒精含量+情节”的模式确定入罪，提供了不同层次的适用标准，这既避免了老百姓担心的“司法腐败”，又实现了全国的“同罪同罚”。值得一提的是，检察机关还探索了柔性惩戒模式，将自愿参加公益服务作为适用认罪认罚、相对不起诉处理的考量因素。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尊重人性也更具有进步主义的惩戒措施。

从2011年“醉驾入刑”到2023年“宽严相济”，社会公众的正义感并没有变化。大家支持醉驾入刑，多是出于对此类犯罪的恶性想象。他们并不了解某些具体细节。有的是因非路检原因主动放弃醉驾，靠道路边休息时被查获；有的是出于急救病人等紧急情况而醉驾；有的实际行驶距离较短，为了挪车仅行驶几百米甚至几十米。在这种情况下，对罪名的机械适用，其实是对公众正义感的消耗。

从最高检这半年的醉驾治理经验来看，轻罪的梯次治理模式值得肯定。我国犯罪结构已经呈现明显的轻罪化趋势，社会治理进入了新阶段。因此，在轻罪时代，刑法应准确区分违法与犯罪，慎用刑事打击手段，从而实现对犯罪行为和犯罪行为人的合理治理。

在此背景下，对于轻罪和重罪的犯罪记录也应当区别对待。我国犯罪的附随后果很严重，不仅对自己，还会对家人尤其是子女不利，他们未来在升学、考公时都会存在障碍。轻罪的犯罪记录，特别是反道德性、反社会性不强的犯罪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是否应当被封存或者消除，让轻微犯罪的行为人可以更好地回归社会？同时，不管是轻罪还是重罪，应不应该让让犯罪人的家庭来承担这些代价？这些都值得反复掂量和探讨。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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