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专访李实：居民收入增长的难题与对策】登上了全网热搜，那么【专访李实：居民收入增长的难题与对策】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具体都是怎么回事吧！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在经历三年疫情以及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的2023年，居民收入如何持续增长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超4亿；另一方面，根据2019年居民收入数据计算，国内有3亿人每月收入低于1000元。
从宏观数据来看，疫情三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相比此前出现明显下滑。2014-2019年，此增速均接近7%，2020年则由2019年的5.89%下滑至2.1%，2021年虽然反弹到 8.1%，2022年再次下降为2.9%。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三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出现快速下滑——2011-2019年，该比例均在70%以上，且年均下滑幅度在1个百分点以内。但2020年，此比例由前一年的70.4%降至65.9%，2021、2022年分别为68.7%、66.5%。
进入2023年，虽然上半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达7.6%、5.8%（均扣除价格因素），但两者比值进一步下滑至64.8%。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国内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对于刺激消费有何意义？当前居民收入增长面临哪些难题？为进一步提升居民未来的收入，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出发？
9月27日，针对上述问题，经济观察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李实。作为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长期关注国内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此前曾三次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代表作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3》等。
经济观察报：综合国情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如何评价过去二十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李实：过去二十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更多依赖于经济增长。虽然个别年份两者的增长率会有一定差别，但总体来讲，两者的增长基本上保持同步状态，没有出现严重背离的趋势。
2003-2022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7.9%，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8.4%，略高于前者。在这20年中，有7年人均GDP增长率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有13年则是相反的。从不同时期来看，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处于同步增长趋势。2013年之前，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9.95%和10.5%，都处在高速增长过程中。2013-2022年，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下降到5.8%和6.3%，是一种同步下降。疫情三年更是如此，这三年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4.5%和4.4%。这表明一个道理，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
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反映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较快，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较慢，那么两者的收入差距会逐步拉大，但这样的差距在平均值上显现不出来。
经济观察报：此前你多次提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这依旧是当下乃至未来居民收入领域的主要矛盾吗？
李实：近些年，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缩小的过程。特别在2015年以后，基本上保持在高位水平。
2000-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由升转降的过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下降到2015年的0.464。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再次出现小幅度反弹，2018年回升到0.469。这表明过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波动状态。（备注：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
除了时间维度的对比，把中国收入差距放在国际背景下看，绝大部分国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下，中国则是0.47左右。同时，如果把所有国家根据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行由大到小的排序，中国处于前20%的水平，因此中国属于收入差距偏大的国家。
从长期变动趋势来看，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至少在未来的5年甚至10年，如果想让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并不是很现实的事情。
虽然当前有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包括政府的一些改善民生政策、财政上的再分配政策都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目前仍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技术进步和财产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未来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水平。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再分配政策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坚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增强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很难将收入差距稳定在现有水平上。
经济观察报：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13年的72.2%下滑至2022年66.5%，且最近三年的比例远低于疫情前，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李实：从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来看，过去20年居民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出现了明显下降，2003年为77.7%，到2022年下降到66.5%，20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还是非常大的下降幅度。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特点密切相关。对消费率下降起到主要影响的有三大变化因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二是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和房价的急剧上升；三是疫情的冲击。
首先，收入决定消费，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是会不断下降的，正如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一般情况下，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用于消费的部分占收入的比重长期趋势是不断下降的。在2013年以前的10年，居民收入中消费支出占比已经出现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77.7%下降到2013年的72.2%,10年时间下降了5.5个百分点，而这一时期正是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时期。
但是收入增长不能完全成为解释中国在过去10年中消费占收入比重下降如此之快的原因，它也许只能导致消费占收入的下降1-2个百分点。
其次，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购房支出增加，是解释居民消费占收入比重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国内消费的统计方面，购房支出不被算作消费支出，买房子相当于把金融资产转化为不动产，不属于消费支出。
过去20年中，在房价不断上升的诱导下，买房和进行房地产投资成为一种潮流。尤其是年轻人具有很强的购房意愿，先是“70后”，后是“80后”“90后”成了购房主力军。这时就会出现两种状况——已经买房的人需要还房贷，这部分支出不会被算作消费支出；未买房子的人群则需要增加储蓄准备房子首付。在这种情况下，购房也会对消费支出形成挤压，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消费占收入比例的下降。
第三方面，疫情期间，居民消费占收入比例的下降主要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三年疫情期间，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了很大影响，消费占收入比例下降了3.6个百分点。疫情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工作以及收入增长都面临不确定性。一旦个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对未来就业和收入增长缺少信心，在消费上就会变得比较保守，从而进行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不仅疫情带来的就业困难和收入下降会起到影响作用，这些问题带来的居民对未来经济的信心不足，以及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也在影响消费在收入中比例的下降。
当然，收入差距较大也一定程度导致了消费占收入比例的下滑。因为如果收入差距较大，那么会面临低收入人群没有钱消费；高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都能够得到满足，即使收入增加，也不会从收入当中拿出很大部分去消费。但这样的影响一般是一个长期过程。
经济观察报：近两年，GDP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实际获得感出现了一些争议，你如何看待此现象？
李实：最近三年，受疫情以及一些法律政策的影响，居民收入的增长率相比此前出现了明显下滑。2020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由2019年的5.8%下滑至2.1%，虽然2021年反弹到8.1%，2022年下降为2.9%，而2014-2019年，年均增速在6.9%。这种下滑也是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结果。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收入获得感的下降。
经济观察报：在今年外贸萎缩以及投资、消费增长不明显的背景下，拉动居民收入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实：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确实面临诸多压力。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外贸投资增速不断下滑，今年前8月，进出口总值同比下滑0.1%。投资增长率也处在个位数，且增速在下滑。其中民间投资更是处于低迷状态。想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消费的复苏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确实存在很多阻碍。
如果想通过刺激消费来提高收入并不现实。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收入决定消费，如果收入不提高，用什么去提高消费？即使有的家庭可以用过去的储蓄来增加消费，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不提高收入的情况下，很难去刺激消费。
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想刺激他们的消费显然不现实，他们中的一些家庭处于负债消费的状态；对于中等收入人群，他们面临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叠加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增加，想让这部分群体提高消费也不太现实；对于高收入人群，很难通过一些举措去刺激他们的消费行为，同时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小众群体，不太可能对促进社会消费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提升居民收入还是要回到源头：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
比如，过去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性比较强，为外向型经济。在外贸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的背景下，如何扩大与各个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需要处理好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问题。当然，这方面要做起来也很难，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大智慧和大谋略。
其次，通过投资拉动收入增长。投资分成国有资本投资与民间投资两部分，现在民间投资下降幅度很大，前八月民间投资增长率逐月下降，到8月份累计增长率下滑到-0.7%。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民间资本缺乏一定的信心。
所以，目前恢复民间投资的信心最重要。中央层面对此也很着急，不断出台激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由此来看，我们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在实处。现在很多改革都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质性的举措。老百姓、企业家的信心来源于政府层面实际上做了什么，而不是说要做什么。因此接下来还是要实施一些实打实的重大改革举措。
只有进一步恢复整个社会的信心，经济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除此之外，也需要一些拉动居民收入增长的具体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由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分配。因此在做大市场蛋糕的基础上，在对GDP进行初次分配时，需要增加居民分配的份额，这样也能促进居民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分配的份额要适当减少，一些金融企业的份额也要适当减少。其次，继续通过再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
另外，在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上，要调整支出结构。过去一些地方政府折腾来折腾去，实施了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能把这些支出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比如提高教育质量、医疗卫生水平、增加更多社会福利，这样也能提高老百姓的信心，促进他们的消费。
最后，如果提高收入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那就需要多关注如何尽快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他们收入的增长可以显著带来消费的增长，从而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
经济观察报：当前拉动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利好消息？
李实：当前，居民信心应该说有所恢复。当然，信心恢复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首先，社会民众信心的恢复来自于政府层面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包括政府层面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多地也提出全力以赴拼经济；其次，政府也在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包括出台一些政策来刺激房地产市场，这些都有助于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总体上，这些政策举措对居民信心的恢复应该会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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